资治通鉴七十四咨询师的生涯下

《论积贮疏》受到了大老板的赏识。我原以为自己可以靠着这次的建议再进一步，进入到大汉朝廷的公卿之列。然而造化弄人，形势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

——我等来的不是晋升的喜讯，而是一纸调令：任命我为长沙王太傅，外调长沙。

客观地讲，从官职变化上来看，这本身也是晋升。但长沙在西汉是蛮夷之地，气候潮湿，瘴气很重，是公卿贵族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如今让我离开大汉的权力中枢，去如此一个偏远之地任职，显然是有意疏远我啊。

多方打听后，我才知道其中的故事。汉文帝原本确有让我担纲九卿之位的意思，但在下发朝廷重臣讨论的时候，却受到了极大的阻力。

以周勃、灌婴为首一干老臣在皇上面前拼命的诋毁我，说我年纪轻轻，才学疏浅，但却特别喜欢表现自己，以求博取朝廷大权，说我这样的人，留在朝廷中枢必是一个大祸害。

我心里清楚，说我能力不行，这绝对是托辞。像周勃这样的大臣，虽然当丞相多年，却没什么建树，连丞相的职责都弄不清楚，如何能对我的政治才能发出客观的评价？我的问题，在于我过于aggressive，做事太高调，晋升太快，让老臣们感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了威胁，因此联手要扼杀我于襁褓之中。

我没有获得任何申辩的机会，只得前往长沙赴任。从长安到长沙，一字之差，却有千里之遥。当时的我精神上十分消沉，加上身子骨本来就不好，一路颠簸，对我的生理和心理都是一种摧残。

在途经湘江的时候，我想起了屈原的故事。传说屈原遭放逐后写下《离骚》一文，最后说道“国无人兮，莫我知也”。联系我自己现下的状况，一身忠贞却无人理解，颇有同病相怜的感觉。于此，提笔写下一篇《吊屈原赋》，一抒胸中悲愤。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讬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谓随、夷溷兮，谓跖、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吁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谇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偭蟂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螾？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增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容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

后人都认为司马相如是西汉第一文学家，其实我觉得他过于追求辞藻华丽，反而让文章失去了原本的写作意义，在这点上反倒不如我。

这篇文章很好的反映出我当时扭曲的心理状态，通过感叹屈原所遭受的不公来表达自己对人生际遇的不满。这也是我毕生文学成就最高的一篇文章。

不过，当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却并没有把这篇文章列入到内容之中。我理解他的用意。作为一个立志于服务天下的大臣，不应该把才华和精力浪费在这种自怨自艾的事情上，而更应该做一些能对天下民生产生实际价值的事情。

确实如此。到达长沙后，我自己反思了这几年的得失，清理自己的心境。牢骚发过也就过去了，我还是想为大汉做一些有实际意义的事的。虽然我现在身处偏僻蛮荒之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能评议朝政。我在中央能做的事情，在长沙同样能做。更何况这里没有了其他人的妒忌和威胁，说话行事都能更加自由，何不趁此机会，认真分析天下大势，再给皇上提出一些切实中肯的建议呢？

我还年轻，而周勃、灌婴都是步入暮年的垂垂老者了。这是我的资本。等时间再过几年，老臣们无力再干预朝政，我也在长沙做出了成绩，届时再返中枢，成为汉文帝的股肱重臣，岂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当时的我，就是这么打算的。这一次名为晋升、实为流放的经历，也让我更加成熟圆滑。

我在长沙期间，朝廷发生了一件事。之前极力主张我外放长沙的原丞相周勃因有造反的嫌疑而被逮捕下狱，受狱吏多种凌辱。后来在众人营救之下，最终被证明是无辜陷害，才得以全身而退。尽管如此，这件事对周勃和其他老臣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据说周勃出来之后的第一句话就说，作为统帅过百万雄兵，但也是直到今天才知道狱吏的尊贵啊！

听到这个消息，不得不承认，我心里多少有点幸灾乐祸的快感。但转念一想，在政治上已经更加成熟的我，不能让这种一时之快给冲晕了头脑。周勃虽然下狱受了折磨，但他无罪释放后仍然是朝廷中一言九鼎的人物。如此，何不趁机向他——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干老臣——示好呢？

想到这里，我随手写下了一篇奏章，《阶级》。在奏章中，我向皇上提出王公贵族在犯罪后不应当受到跟平民百姓一样的待遇，而应该维护他们在任时的威严，即便是罪大恶极的时候，也不能对他们采取砍头、腰斩这样有失体面的刑罚，而应该给他们自裁的机会，以保持皇家和大臣的颜面。

为了加强说服性，我用了秦二世望夷宫之变的例子，将秦二世众叛亲离的原因归因到他对大臣过于苛刻这点上。这让汉文帝深有感触，同时，这也非常符合老臣们的利益，顺利获得的通过。从此之后，凡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

当然，我和老臣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也通过这件事得到了舒缓。

拉关系的事情只是一个插曲，在长沙，我主要的精力仍然在政策研究上。上一次讨论的是粮食问题，这一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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