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罗池庙碑文对

韩愈和柳宗元、刘禹锡本是至好的朋友，但在政治观点上相左，突出地表现在永贞革新问题上。宗元死后的碑铭文由韩愈去写，本是朋友之间的信任，然而又必定囿于个人的看法，难免会有对柳宗元形象的损益。

柳宗元去世后，韩愈写了柳子厚墓志铭》，其后又写了《罗池庙碑》文。前者可以说是对柳宗元的“盖棺论定”，后者以为神祠文，有对他功绩的追述。前者又说是柳宗元的遗嘱，刘禹锡在祭柳文中指出，此事只能由韩愈去办；后者据说是宗元死后显灵，由他的副将所请而为。总之，或铭或碑，文出韩愈之手，都是具有权威性的。韩愈和柳宗元、刘禹锡本是至好的朋友，但在政治观点上相左，突出地表现在永贞革新问题上。宗元死后的碑铭文由韩愈去写，本是朋友之间的信任，然而又必定囿于个人的看法，难免会有对柳宗元形象的损益，这里想就这个问题，作点探讨，并求教于方家。

一、慎言敏感的政治事件，曲意回护柳宗元有违实情真相

柳宗元是永贞革新中“二王刘柳”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官至礼部员外郎。永贞革新作为重大的政治事件，评论柳宗元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韩愈对永贞革新显然持有否定的态度，他站在保守的立场上，认为永贞革新是“群小用事”，“内外厌毒’’。韩愈不满王叔文、韦执谊的为人，也曾以此劝告过刘柳。韩愈在《永贞行》一诗中，先是指责王、韦欲偷国柄，夺军权，任意超升官吏，公然受贿，不尊重元老故臣，甚至有意篡位，然而为刘柳交友不慎，遭致贬谪而叹惜。从他个人的私怨来说，他一直怀疑先前被贬阳山令是由于王、韦党的排挤，后来又在《忆昨行和张十一》诗中留露，必得王叔文、韦执谊、王伾都贬死后，他才有机会回朝。①韩刘柳三人虽然政治观点上不同，但并未反目，其间友谊保持始终。韩愈在永贞革新事件上，对柳宗元的评论显然持有回护的态度。他慎言敏感的政治问题，在铭文中只有“遇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一笔点过。说到宗元自己的过失，则是“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意思是说以前他年轻时好义气用事，热心替别人出力，不珍惜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不顾及自己的名声和影响，以为自己所追求的事业一定会很快成功，因此遭致失败而被贬谪，这样一来，韩愈把柳宗元似乎也说成了受害者，是他年少仗义，为王文所利用，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是违于柳宗元的本愿，因而有损于柳宗元在永贞革新中的形象。

柳宗元南贬之后在永州写的《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说，“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信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勉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疆，其素意如此也。”这是宗元表明他与王叔文等结成集团，相信王叔文具有政治才能，以为志同道合，一定能够实现共同的政治目的，完成他们全力以赴的大业。只是年轻气盛，没有想到凡事不可强力而为，因而遭到失败，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还可以参考刘禹锡临终之前写的《子刘子自传》，他对永贞革新，特别是王叔文本人有着较为详细的评述，他说王叔文有远祖（东晋时期前秦丞相王猛）遗风，他和吕温、李景俭、柳宗元都这样认为。他们几个朝夕相处，都称赞王叔文的才能，叔文善于谈论治国的道理，往往叫人心服口服，他得到顺宗重用以来，所采取的革新措施，人们都认为是无可非议的。说到永贞革新失败的原因，他用了“宫掖事秘，而建桓立顺，功归贵臣’’，是指唐宪宗即位后，顺宗成了太上皇，且久病卧床、宰相大臣和百官都不能同他接触，实际上是顺宗被软禁了起来，宫廷中的事情诡秘，这有点象东汉桓帝和顺帝的情况，即拥立新君的大权完全掌握在宦官手里，可见刘禹锡和柳宗元的看法一致，他们并不以为永贞革新有什么错，王叔文有什么过。后来柳宗元到柳州赴任，在《谢除柳州刺史表》中，有“臣以不慎交友”的话，正如有学者指出，“那是应付皇帝用的”，并非柳宗元的本意。韩愈在铭文中说，“谓功业可立就”，这是同柳宗元说的“不知愚陋，不可力疆’’的自省，意思大致是一样的，但柳宗元的自省还不至此，他在《与裴埙书》中说，“仆之罪，在年少好事，进而不能止，俦辈恨怒，以先得官，……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恶，势益险……。”又认为自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超取显美，”是说自己过早地出人头地获得显赫的名声，这必然会遭到一些人的怨怒和嫉妒。在《与萧翰林俛书》中，又说是“仆辈坐益困辱，万罪横生，不知其端”，似乎自己都弄不清究竟是什么原因得罪了人。当然柳宗元多是从个人的修养上找原因，他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对内弟现身说法，以为自己过去在京朝时，由于志大才高，总是遭到一些人的讥笑辱骂，自己总想着收敛形貌，减少点锐气，但还是被人视为狂疏轻薄之人。刘禹锡后来在《河东先生集》序中，也说柳宗元是“以疏隽少检获讪”，想是说他才高名大又缺少检点而遭受诽谤。再看柳宗元到永州后写的几篇带有反思性的赋体文，如在《瓶赋》中，说自己宁愿做因为汲水而被摔碎了的瓶子，也不愿去做让人喝得醉醺醺的酒壶子；在《牛赋》中，他又以牛驴比人，说明人的命运有好有坏，既使如此，他还是愿意做对人有用的老牛，不愿去做那种跟在劣马后头趋炎附势的瘦驴；在《惩咎赋》里，他亦然表明，在有生之年他仍要正道直行。柳宗元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或者说是政治改革家，这主要是指他在永贞革新中的表现。永贞革新是光明正大的事业，虽然失败了但不能因此以成败论英雄，永贞革新是柳宗元一生中的光辉点。

贬谪中的柳宗元，“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在永州他被视为闲官，“俟罪非真吏”，而在柳州为刺史，四年的政绩菲然，足以显示柳宗元的为政能力。对此韩愈却是大加宣扬，以至神化了柳宗元。韩愈在《罗池庙碑》文中说，柳宗元一到柳州，面对现实，即发出“是岂不足为政邪”的感慨，而后经他的治理教化成果显著，后来桂管地区都推行他的经验。他称柳宗元为柳候，而百姓相悦，“兹土虽远京师，吾辈亦天氓，今天幸惠仁候，若不化服，则我非人”，足见百姓对他的崇敬，为此韩愈写了四句言，六十个字的颂语。韩愈在碑文中说“余谓柳候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祸福之，以食其土，可谓灵也”，这实在是对亡友的幽上一默。柳宗元一生不信鬼神，他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中说，自己在永州的处境如同囚徒，即使如此，还是不愿去讲有什么鬼神之事；他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也说，“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韩愈以柳宗元的副将所谓的显灵之说，受其所请则借题发挥，极力颂扬柳宗元的政绩功德，对他的崇敬之情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对柳宗元的神化，也有失柳宗元的原本形象，柳宗元必竟是人不是神，神是对他人格的极端化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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