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middot广场李孝迁曹刚

这里是“思想·广场”，这里汇集了不同学科的学者、作家、艺术家，用两天时间开展24场讲演、对谈、三人谈，2场音乐演出，1场戏剧排演，1场舞蹈演出，1场建筑装置演示。年，我们举办了第一次；今年9月20-21日，我们将再次搭建“思想·广场”，提供一个开放自由的平台，与大家一起探讨哲学、文学、艺术、音乐…他们各有其视野，各有其建树，或远或近地无不表达着社会生活的精神力量，也深深关涉着我们的生活实践。思想是塑造我们生活的动力源之一，我们愿意将这些思想资源，引入一个更多人共享的广场空间。

9月20-21日，我们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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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场介绍——

日期

时间

地点

嘉宾

主题

9/20

15:00~17:00

沙龙

李孝迁；曹刚华

进化论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

主题概述

进化论作为发源于近代西方的学说，在近代中国得到极为广泛的传播，对政治、学术、思想、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就史学而论，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进化论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凭借各种西方、日本译著的流行，相当彻底地改造了中国史学，使传统历史写作模式逐渐被抛弃，取而代之的则是完全西化的历史思维和写作方式，影响至今。

嘉宾介绍

李孝迁，浙江温州人，历史学博士，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中外学术交流史研究。专著有《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编校《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

曹刚华，江苏宿迁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中国史学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出版专著《宋代佛教史籍研究》、《明代佛教方志研究》；古籍整理作品《汉书研究文献辑刊》。年入选中国人民大学明德青年学者支持计划，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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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享一篇对谈嘉宾曹刚华教授的小文——

以史证文：柳宗元《黔之驴》真正杀手的史学解读

曹刚华

柳宗元的《黔之驴》是中国妇孺皆知的著名寓言，讲的是一头驴，被好事者用船运到黔地，因为遭到当地老虎的骚扰，不胜愤怒踢了老虎一脚，让老虎摸清底细而被吃掉的故事。驴的高傲无知是很可笑，它的死亡也是理所应当。但众多学者在笑的背后又给读者增加了许多思考与研究。

季羡林先生在年《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发表《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一文，向我们展示了《黔之驴》的佛教因素。在文中，我们见到了最早的印度母本，（《五卷书》、《故事集》、巴利文《佛本生经》等）对驴形象的记载。

《五卷书》中大致讲的是有一城市的工匠，养了一头驴，但却因食物少而瘦的不成样子。一天，工匠在树林里面找到一张死老虎皮，就给驴披上，夜晚将它带到农田里吃麦子，守田人远远看去，以为是真老虎在吃东西，吓得都跑了。于是披了老虎皮的驴就每天享受美食。有一天，正在吃麦子的驴听见远处驴的叫声，自己也情不自禁的叫起来。守田人这才知道原来是一头披了老虎皮的驴，于是用弓箭、石头将它打死。（《益世嘉言集》与此类同，不同的是在巴利文《佛本生经》里，老虎皮变成了狮子皮，其他与此大致相似）陈允吉先生继承这一论题的研究，撰述《柳宗元寓言的佛经影响及〈黔之驴〉故事的溯源和由来》对季羡林先生的观念进一步加以补充和深化，从驴、狮子皮、老虎皮、杀驴者角度，解释印度母本、中土翻译佛经、柳宗元《黔之驴》三者之间的演化关系。（《古典文学佛教溯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年）

近日闲读柳宗元《黔之驴》及季羡林、陈允吉两位先生的溯源之作，深感前人学术之精辟。但闲暇之余则有一疑问？即面对印度寓言母本、中土佛经翻译文献选择时，为什么柳宗元选择了老虎形象结束驴的性命，而不是用人类、牛、狮子呢？再者，如果柳宗元选择了老虎，那他又是如何将母本中的“老虎皮”转化为自己笔下的“老虎”的？细检之下，再次翻阅两位先生大作。在季先生论文中，曾有《黔之驴》中的老虎形象就是来自于《五卷书》、《益世嘉言集》中老虎皮的论点。但季先生仅限于推想，并没有进行实证。陈先生则认为“《黔之驴》中所刻画的那只老虎，准确说是代表现实社会上一股强大而暴戾的邪恶势力。这一势力具有的品格，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本来就很容易同老虎联系在一起。柳宗元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在《黔之驴》里塑造了老虎这一形象，并深含着愤恨对它进行严峻的鞭挞。”（陈书第页）陈先生这一观点不无道理，但其更多的是从文学意象上来理解《黔之驴》终极杀手的选择。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柳宗元选择老虎为《黔之驴》终极杀手？难道真是文学意象的原因吗？

在与《黔之驴》相关的印度母本、中土翻译佛经中，柳宗元能接触到的杀手只有用武器杀死驴的人类和用角抵死驴的牛。再扩大一点，柳宗元接触到的动物还有狮子（皮）、老虎（皮）了。在这四种中，柳宗元会选择哪一个作为杀死驴的凶手呢？

首先，柳宗元不会选择人类作为杀手。因为以人类杀死驴作为整个寓言的结局在印度寓言母本《五卷书》、《故事集》、巴利文《佛本生经》中已经是相当常见，具有印度文学的特色，并且流传广泛。如果柳宗元用人类来杀死驴，那就在故事两大主角及其结局选择上仍然落入印度母本的老俗套，根本无法体现柳宗元的聪明才智及其独到之处。作为一代文豪，柳宗元不会这么傻的。

其次，柳宗元也不会选择牛作为杀手。一方面以牛杀死驴作为整个寓言的结局在中土佛典《增一阿含经》、《群牛譬喻经》、《经律异相》中也多次出现为人所熟知。

《经律异相》卷第四十七《驴效群牛为牛所杀二》曰：

群牛志性调良，所至到处，择软美草食，选清凉水饮。时有一驴，便作是念，我亦效其饮食。即入群牛，前脚把地触娆彼牛，效其鸣吼而不能改，其声自称我亦是牛，牛角抵杀舍之而去。(出《增一阿含经》第二十卷)

如果柳宗元用牛来杀死驴，那在故事两大主角及结局选择上仍然落入佛经的老俗套，也无法体现柳宗元的聪明才智及其独到之处。再者，就个人感情而言柳宗元也不愿意让牛作为凶狠的杀手。柳宗元是牛的赞美者，他在《牛赋》一文中就对牛的勤劳和善良进行赞赏，同时又对牛最终成为牺牲品感到惋惜。可见在审美情趣上，柳宗元是非常欣赏牛的，并常以牛来喻己。因此既不愿意落入俗套，在感情上又无法接受自己喜欢的牛作为残忍的杀手，所以柳宗元也不决会选择牛来杀死驴。

若知牛乎？牛之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疏厚。牟然而鸣，黄钟满ㄕ。抵触隆曦，日耕百亩。往来修直，植乃禾黍。自种自敛，服箱以走。输入官仓，己不适口。富穷饱饥，功用不有。陷泥蹙块，常在草野。人不惭愧，利满天下。皮角见用，肩尻莫保。或穿缄滕，或实俎豆。由是观之，物无逾者。不如羸驴，服逐驽马。曲意随势，不择处所。不耕不驾，藿菽自与。腾踏康庄，出入轻举。喜则齐鼻，怒则奋踯。当道长鸣，闻者惊辟。善识门户，终身不惕。牛虽有功，于己何益？命有好丑，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柳宗元集》卷二）

那么在剩下的动物，柳宗元只有在老虎和狮子之间选择杀手了！

选择狮子还是老虎？如选择狮子结果会怎样？如果选择了老虎，那又如何将老虎皮转化成老虎？这一系列的选择又摆在柳宗元的面前。

面对这些难题，选择老虎是《黔之驴》的最佳结局！这是中唐志怪改良文风及大唐民众接受度最终决定的。

在狮子和老虎之间，柳宗元只能首选老虎，这是创造杀手的第一步。柳宗元深知文学作品要想流传长久，就必须得在民间百姓、文人士大夫阶层中扎根。选择一个民间百姓、文人士大夫很少见过的动物形象，还是选择民间百姓、文人士大夫很熟悉的动物形象是文学作品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而当时无论是在中土的自然分布数量，还是传统文化、志怪文学的地位，老虎都远远胜于狮子，更为唐人所接受。

关于狮子的记载，先秦时期已有，但仅见于书籍。汉代直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狮子更多是在书籍中见到，或是去西域诸国才能看到。《魏书》卷一〇二记载西域诸国时说：“（者至拔国）其国东有潘贺那山，出美铁及师子”、“（悉万斤）其国南有山，名伽色那第，山出师子”、“（波斯）又出白象、师子、大鸟卵。”《太平广记》卷四四一引《博物志》记载说“魏武帝伐冒顿，经白狼山，逢狮子。”

此外，随着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西域诸国朝贡献的频繁，狮子也小规模的进入到中土。《太平广记》卷四四一引《伽蓝记》说“后魏，波斯国献狮子。”《梁书》卷五四记载“滑国普通元年，又遣使献黄师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旧唐书》卷三太宗下记载：“夏四月壬寅，康国献狮子。”同书卷八《玄宗上》记载：“波斯国遣使献狮子。”但这种作为朝贡礼物的狮子也仅限于皇宫贵族才能真正看到，普通文人士大夫也很难见到，就不要说民间百姓了，老百姓连真正的狮子都很少见过，就更别说在脑海里有印象了。此外，在中古志怪文学题材上，狮子也因为较晚传入中土而并没有成为志怪文学的主角。宋代四大类书之一的《太平广记》是中古志怪文学的一大汇集，在其“狮子”条记载中，仅仅收录《魏武帝》、《后魏庄帝》、《杂说》三条，并且文学可读性很差，更多的是一种史事记载。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文学题材上，狮子都不被中土世人所熟知，根本无法和其它动物题材相比。

而老虎则完全不同，它是中土世人经常见到的一种动物，经常出没于荒野村落，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到的。先秦时期就有关于老虎人性化的记载。《穆天子传》卷三曰：“西王母如人，虎齿，蓬发戴胜，善啸。”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常璩《华阳国志》第34页，巴蜀书社年）中古时期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老虎在中古的分布遍布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流域以及云贵高原，活动范围扩大。但关中、巴蜀、云贵高原一带仍然是老虎分布的主要区域之一。同时老虎也是大唐百姓熟悉的残暴动物，经常危害乡里，吃家畜，甚至吃人。《太平广记》卷四三〇“刘老”条说“信州刘老者以白衣住持于山溪之间。人有鹅二百余只诣刘放生，恒自看养。数月后，每日为虎所取，以耗三十余头。村人患之，罗落陷阱，遍于放生所。自尔虎不复来。”正如时人所说：“涪州界多虎暴”、（《太平广记》卷三〇七“永清县庙”条）“渝州多虎暴。”（《太平广记》卷四二七“碧石”条）

同卷四三〇“李琢”条曰：

许州西三四十里有雌虎暴，损人不一。统军李琢闻之惊怪，其视事日，厉声曰：“忠武军十万，岂无勇士？”有壮夫跳跃曰：“某能除。”琢壮其言，给利器。壮夫请不用弓刀，只要一大白棒。壮夫径诣榛坞寻之，果得其穴也。其虎已出，唯三子，眼欲开。壮夫初不见其母，欲回，度琢必不信，遂抱持三子，至其家藏之。入白于琢，琢见空手来，讶之。曰：“已取得伊三儿。”琢闻惊异，果取到，大赏赉之，给廪帛，加军职。曰：“尝闻不探虎穴，焉得虎子，此夫是也。壮夫竟除其巨者，不复更有虎暴。（出《芝田录》）

再次，在文学题材上，“虎文学”也占据了中古志怪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领地而广为世人熟知，比较著名的有李景亮的《人虎传》，叙述李徵化虎，托朋友照顾妻儿的故事。其中李徵发狂所变化的老虎，富有人性，传达了失意文人的悲苦心境，整个故事情节完整，篇幅较长，是一部独立完整的“虎文学”之代表作。此外，在《太平广记》中关于“老虎”条的志怪小说还有七十九条之多，远远多于其他动物题材。在作品中老虎或化身为人，过上美满幸福的人间生活，或危害乡里，或受到感化变恶为善，或有人类变化成老虎行走人间，富有很强的文学塑造性和形象感。《太平广记》卷四三〇“张升”条曰：“唐故吏部员外张升随僖宗幸蜀，以年少未举，遂就摄涪州衙推。州司差里正游章当直。他日，遂告辞。问何往，章不答，但云“有老母及妻男，乞时为存问。”言讫而去。所居近邻，夜闻章家大哭。翌日，使问其由，言章夜辞其家，入山变为虎矣。二三日，又闻章家大惊叫。翼日，又问其故。曰：“章昨夜思家而归，自上半身已变，而尚能语。”（出《闻奇录》）”此外，在《纪闻》、《广异记》、《闻奇录》、《酉阳杂俎》等唐代志怪文学中还有很多以虎为主角的作品。这些表明了老虎形象在唐代志怪文学创作中受到文人士大夫的广泛